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中，历代学界多强调史料的采集、鉴定、解析及运用，对于思维方式问题则比较轻忽，往往称许历史研究是“笨功夫”，直至近现代，仍有“史学就是史料学”的说法标榜于世。诚然，在历史研究中，“求真”乃第一要旨，故史料的考释与史实的考辨的重要性最容易得到关注。但历史学的学术宗旨并不能止于“求真”，“求是”之认识同样不可或缺。“求是”，就必须在以史实为依据的基础上，经过归纳、概括、分析、综合、推理、抽象等思维活动，得出确切而深入的历史认识。“求真”与“求是”的结合，使得历史认识活跃和生动起来，开拓出广阔的学术天地。在这一学术天地中，无论“求真”还是“求是”，都充满了学者深广、精湛的思考，思维方式问题岂可忽视？而“辩证思维”乃思维方式的最高层次，更值得认真探析。

历史学视域下的逻辑思维

系统、完整的史学理论具有内在的学术结构，据近五十年来理论界、史学界的研究，多数学者赞同“本体论”“认识论”“方法论”是史学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（庞卓恒：《历史学的本体论、认识论和方法论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88年第1期）。其中“方法论”固然要涉及认识历史、研究历史的方式、方法，但不应当局限于搜集史料、鉴别史料等的技能性细节之中，而是要做出高度的理论性概括，“方法论”就是在理论层次上探讨史学方法。因此，吴泽先生主编的《史学概论》（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）认为，研究历史主要为两种方法，一是“历史的方法”，二是“逻辑的方法”。其他多种研究方法的表述，诸如“计量史学”“比较史学”“心理史学”等，是历史研究可能具有的多种切入方式，而不能普遍适用，故不能提升为方法论的理论层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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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历史的方法”，其特征是事物的产生、发展从何时何地开始，我们的考察就从该时该地开始，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展开研究程序，通过事物发展中包括时间顺序在内的有机联系，探索其因果关系、演化过程与发展趋向。这既可以得出深入系统的历史认识，也可以对具体历史事物做出发展进程中定位和定性的论断。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，在运作上属于“辩证思维”方式，是辩证法在历史发展观上的反映。

至于“逻辑的方法”，则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，许多问题在学界争议很大，见解分歧，这里限于篇幅，不能予以详细梳理。其实，在现代历史学的视域内，值得注意和经常显现的逻辑思维，乃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。

形式逻辑的产生很早，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即已初步奠定了基础，后来日益发展，形成严密的体系和结构，特点是讲求思维规范与判断明确。例如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防止推理中偷换概念、转移命题，不矛盾律反对结论的自相冲突，排中律拒绝在对立见解之间模棱两可。在逻辑规范的制约下，运用形式逻辑解决历史研究的问题，有演绎、归纳、概括、抽象等多种思路。

演绎法是从普遍认知到具体事物判断的推理程序，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揭示出“三段式”思维模式，即正确的大前提、与大前提密切关联的小前提，从而得出相关论题的判断。在“三段式”演绎法中，大前提必须确切无误，丝毫不能含糊，这是随后推理可能成立之最起码的基础。

归纳法的思维方法和推理形式，是在相当多的具体事物之中，提取共同特点，引申出较为普遍性的观点，即由具体到一般的思维逻辑。归纳法可以分为三种类型，即完全归纳法、简单枚举法和判明因果联系的归纳法。完全归纳法是指在同一问题上掌握了全部事例而进行归纳。例如，古代农民战争的结果，不可能建成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，即囊括了对所有实例的考察。简单枚举是仅仅举出少许例证，乃非完全性的归纳，其推断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在较大问题上，非完全性的归纳是很常见的，但如果能够辅助以“判明因果联系的归纳法”，对导致结论的机制做出较为深刻的因果分析，则其可靠、可信的程度就极大地提高了。例如，意大利史学家维科的《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》一书，提出人类历史具有共同的发展规律，但他总结的规律尚属肤浅，所举例证也有限，更没有准确揭示决定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。直至马克思与恩格斯才深刻揭示出社会内在的基本矛盾，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，指出这是社会发展并且具有客观规律的根本原因，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。

形式逻辑固然是分析问题的有力工具，但有着较大的局限性，那就是与形而上学思想相关联，往往用孤立、静止、绝对化和割裂整体的眼光观察问题。辩证思维吸收和包括了形式逻辑所有的优点，同时能够从事物的整体系统上考察，又予以分层次对比分析，特别重视对事物内在矛盾的揭示，以发展的眼光作出判断，比形式逻辑有更大的视野、更大的维度，越是面对复杂和大范围的问题，越能显示出优长之处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学说，就是以辩证思维结合多地区社会历史的考察，并非是在形式逻辑范围内研究问题。

辩证思维是解决史学问题的利器

朴素的辩证思维古已有之，但将系统性的“辩证逻辑”提上日程，是从德国思想家黑格尔开始的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创立之后，辩证思维达到科学的层次，“辩证逻辑”已经具备严整的思维结构。辩证逻辑的规则，第一是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，深入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，揭示其本质和发展演化的动因；第二是要在整体的普遍联系中做出考察，层层剖析，既要求全面性又要求具体性；第三是作出推理与判断时不应脱离已有的和进行中的社会实践，“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，相反，它需要历史的例证，需要不断接触现实”。辩证逻辑还具备充足的范畴，如原因与结果、形式与内容、现象与本质、相对与绝对、个别与一般、必然与偶然、可能性与现实性、肯定与否定等。这些范畴皆为矛盾的对立统一之细化，具备与形式逻辑范畴完全不同的灵动和活跃性质，成为研究问题之得力的概念工具。正如列宁所说：“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，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，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。”

恩格斯说：“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，或者对思维的运动，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。”辩证思维极其注意整体性研究和事物内在矛盾的研究，在社会历史的宏观考察方面，具有独到的科学性认知，是其他非辩证思维无可比拟的。这已经是人所共知，无须多论。那么，在史实的梳理和考证方面，辩证思维有没有超越形式逻辑、超越其他考证方法的优长之处呢？回答是肯定的。这里谨结合笔者的治史实践，讲述这一问题。

中国传统史学是何时产生的？无论是研究史学史还是研究一般的通史，都应当具备这样的问题意识，因为溯本求源的探索，乃是研究历史发展、文化发展的学术本分。解决这样的难题，又没有现成的直接资料可以引证，必须以辩证思维掌握丰富的史料，并且将之比较和联想，予以缜密分析和推理，发掘出现有资料所隐藏的深层蕴意。

中国上古从殷商时代就有很好的记月份、记日期的方法，唯纪年方法则不成熟，西周青铜器铭文往往缺乏纪年，有之也是以“维王××年”表示，即时王在位的年数。而在位的君主又缺乏特定称谓，致使许多青铜铭文的时代难以确认。但是，在纪年方法不完善的情况下，中国上古却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，开始具备确切的连续性历史纪年，这只能是得自按时间顺序连续记事的结果。按时间顺序连续地记事，就是官方编年体历史记载的产生，即中国传统史学的产生。西周经过“国人暴动”，周厉王出逃而造成“共和行政”局面，共和行政的掌权者，很清楚他们的执政仅仅是过渡时期，于是要随时记载史事以备查究，政治上的这种需要，催化出连续性记事的机制，当然也就开始了连续性的纪年。

以上阐释，从提出问题到推理出结论，联结了很多历史知识点并加以分析和综合，是在辩证思维中得以实现的。没有辩证思维，就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，缺少探索学科源起和进程的历史发展观，甚至可能从来也想不到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清朝乾嘉时期学者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得出不少创见。历来研究者多认为“章学诚丰富的史学理论，因一生遭际坎坷，不能试之于史，从而把自己的修史的理论转向方志领域予以实践”。但实际情况是，章学诚很早就从事修志活动，史学理论形成很晚，成熟的史学论文是在重要的修志活动之后才写成，其史学理论创见乃是得之于纂修方志的实践。章学诚的生平履历十分清晰，参照胡适、姚名达的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，按时间顺序条列他的纂修方志与撰述议论，可以肯定几乎所有的史学创见，都是从修方志中产生和发展来的。章学诚自己也说过：“历聘志局，频遭目不识丁之流横加弹射，亦必补录其言反复辨正。此则虽为《文史通义》有所藉以发明，而屡遭坎坷不能忘情。”（《与胡雒君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九）这是他纂修方志往往面临他人责难的矛盾，需要“反复辨正”，因而促进了史学理论的探索。章学诚在举世皆讲求考据的文化背景下，如果不是一生多次纂修方志，或许根本不会执意研讨史学理论。所以，章学诚的史学创见来自纂修方志的实践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，但有着认识论上的普遍意义。

此外，笔者曾考订唐代刘知幾《史通》一书内篇撰写在前，外篇撰写于后，撰写过程中，刘知幾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，内篇歌颂儒学“五经”，外篇则抨击《春秋》《尚书》，以静止眼光看似自我冲突，实则是思想的发展。对于《越绝书》的作者和成书时代，是从唐代就争论不休的问题，相关论著众多，见解纷纭。而利用各种资料解析，发现此书体式与内容都十分粗鄙，撰写目的是抵抗东汉赵晔《吴越春秋》对越王勾践的贬斥，乃东汉时“越”地（今浙江杭州）若干乡绅所发起，袁康、吴平相继执笔，但未能摆脱众乡绅的掌控。全书撰成于122年，即东汉安帝延光元年。这个考证与中国史学产生时间的考证一样，可以精确到年份。很明显，在没有直接记载资料的条件下，只能依靠辩证思维揭开若干史料隐含的信息，联系历史背景进行推断。辩证思维，能够解决其他研究方法无法解决的难题。

以辩证思维探索史学发展机制

历史学无论是原发性地在本民族内产生，还是从境外引进而次生性出现，都需要积累成果，持续进展，才能形成一项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系统，站稳脚跟。史学一旦具备社会文化整体系统中的相对独立地位，就会产生促进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，内在矛盾的运动也是与所处大环境联结、互动的枢机。因此，把史学整体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，皆应当深入探讨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，这种探讨要与相关社会环境的分析密切结合，从而总结和概括历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和演进方向。列宁说：“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‘自己运动’、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，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。发展是对立面的‘斗争’。”分析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，是辩证思维最根本的原则和方法，适用于对一切历史过程的研究。

中国传统史学自产生以来就持续发展，在整个古代社会文化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在基本矛盾，需要做出理论层次的探索。要达到这一宗旨，除了全面把握古代中国关于治史理念的资料，并进行深入分析与综合之外，还必须与西方古典史学予以深入比较，在两种各自独立产生和发展的史学之间，提炼出本质方面的共同之处。那么，中、西古代史学本质上的共同点是什么？一是都树立史学求真的准则，二是都具备治史致用的理念。求真与致用，被古人视为理想的相辅相成关系，此乃认识上的局限性。二者实际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，矛盾的焦点是孰为第一宗旨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这对矛盾是非对抗性的，总体上促进着史学的进展。记事真实是史学产生与成立的条件，而一定的社会功能会获得广泛关注和支持，提高史家的自信心与责任感，襄助史学发展、壮大。偏颇地追求史学的现实功用，可能冲击真实性的彻底贯彻，而史学在发展中又不断克服社会功用冲击造成的失真，如此反复运转，以互动、互补、互为牵制的方式前进。仅在极特殊情况下，如出现文字狱或利用史学问题以党同伐异之际，才激化成对抗性，如三国时期吴国韦昭的史狱、明朝后期激烈党争、清朝康熙初年的“南浔庄氏明史案”等。

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古典史学最明显的不同，就是中国古代形成了制度化、组织化的官方史学，将史学与政治紧密联结在一起。至迟东汉时期，呈现了稳固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、互补又互有排抑的发展轨道。史学求真与撰史致用的矛盾，交织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对立统一的进程之中。因此，中国史学史研究，可以抓住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，作为考察传统史学发展的主线。在中国古代，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具有对等的史学地位，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这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，是中国传统史学之所以连续不断、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。

不言而喻，探索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动力，是揭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机制的关键性工作，接近于揭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规律。总之，发现和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，是辩证思维的基本要旨，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论，而对于基本矛盾的分析，当然需要遵从史实，实事求是，不可随意制造一对概念来充当某种事物的内在矛盾。对于历史学者来说，提升史料搜集和鉴择的技能，健全辩证思维的素养更为重要，眼下时贤皆应将其作为自我历练与指导学生的第一要务。

（作者系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）